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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豪富民

 

  战国秦汉时期,贵族、官吏以外的豪富民,包括富商、游侠和地方豪族强宗。商人是经济领域里最活跃的社会阶级。他们组织生产,运输生产品,集中商品,又散布商品。他们为社会上各阶级的成员服务,把他们需要的物品,送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为生产者服务,他们把生产者制造的或手里多余的产品收买了去,他们甚至组织生产者进行生产,还供给生产者必要工具和资金。

  他们这样作并不是为了利人而是为了利己。他们需要买贱卖贵,从中得到更多的金钱。他们以各种手段从生产者买得产品,又以各种手段以高价卖给消费者,国王、皇帝也好,贵族官僚也好,农民也好,都不例外。靠着买贱卖贵,他们扩大手中的资本成为富人。

  晁错上文帝书,曾谈到商人的活动,是对商人在社会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的一篇很好的观察和分桥。

  晁错的观察很深刻,分析也很精当有见地。照晁错所见,农民一年四季劳动,生活困苦。农民的灾难,来自三方面:(1)是自然灾害。最经常的是水旱之灾。这是任何时候都免不了的。“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汉书·食货志上》),问题在灾害发生在什么时候。政治清明天下治的时代,预有储备,天灾之为害可小;政治腐败天下乱的时代,一有天灾可能引起大乱。对于农业,特别在古代,天灾之为害是不能低估的。(2)急政暴赋。这是来自人事,来自国家政府的租税的剥削。晁错称之为“治官府、给徭役,急政暴赋,赋敛不时。”(3)商人兼并。农民需要钱纳租赋,不得不出卖所有。因为需要急,商人故意压价不得不半价而卖。如果无物可卖,就不得不举债,举债到期还不上只好卖田宅卖儿女来还债。在农民的这三害中,晁错特别强调商人的兼并,他指出“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他没有说:天灾、赋敛,此“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农民流亡,是汉代四百年里的大问题。晁错把农民流亡的原因归之于商人兼并,这是晁错非常有见地的观察。

  对于皇帝和贵族官吏,商人也是要取利的。商人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看到皇帝急需何种物品了,就以一倍的高价钱出卖。商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这就是勾结官府,压榨人民。“以利相倾”,里面包含着多少人民被倾的血泪。

  人民被“倾”,只有卖田宅卖子孙,最后流亡。皇帝、贵族官吏被“倾”就回过头来加深对农民的盘剥。在交换经济发展的社会里,站在后台阴影处剥削农民的仍是商人。此所以晁错的最后结论是“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而不是此官吏贵族所以兼并农民,农民所以流亡者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写了一些战国秦汉的商人代表人物,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里又作了点补充。班固的《货殖列传》十分之九是抄的司马迁,但两者的精神面貌却是完全不同的。司马迁把商人看作兴利的阶级,是生气活泼有利于社会经济生产的阶级。天下物资,“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同上)。意思是:这是客观规律。他引《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他的结论是“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他把商人和农民、工人同等看待,都是物资生产、分配中所需,缺一不可。缺了商人,物资分配不到消费者手里,生产过程就不算完成。

  班固则和司马迁完全相反。班固推崇先王之制,“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四民不得杂处”,使他们“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他认为商业之兴起是先王之制被破坏的结果。“周室衰,礼法堕”,“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桓文之后,礼谊大坏”,“僭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裋褐不完,唅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饬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班固的态度是轻商贱商的。他写《货殖列传》,是为了“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以上引句皆见《汉书·货殖列传》)。把商业之起,作为坏事以教训后人。

  《史记·货殖列传》,除写交换经济发展史外,还写了从春秋末年计然、范蠡起,直到司马迁生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商人。

  战国时期,他写了白圭、倚顿、乌氏倮和巴蜀寡妇清。

  白圭,周人,约当魏文侯、李悝时,是战国初年的人。《史记》说他的才能在“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岁熟取谷,予以丝漆;蚕出取帛絮,与之食。”这是从长期经商经验中积累下来的经济思想。倚顿,“用盬盐起”,“邯郸郭从以铁冶成业”,两家皆“与王者埒富”。这是两个盐铁业大商人。西汉河东郡有安邑、猗氏等二十四县。安邑西南有盐池,有盐官、铁官。倚顿,由猗氏得名,靠这里的盐池起家,富至与王者等。郭从是冶铁商,邯郸到现在还是产铁的地方。郭从也和王者等富。乌氏,汉属安定郡,这里是畜牧地区。乌氏倮以汉族的布帛、丝织品和戎王、少数民族交易,富至用山谷量马牛。巴寡妇的起家靠丹穴。徐广说“涪陵出丹”。张守节说:“《括地志》云: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的,在涪州永安县东北七十里。”如注家可靠,寡妇清起家在涪陵,地在今四川涪陵。倚顿和巴寡妇,都以富取得皇帝的尊重,有了政治地位。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对于寡妇清,“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使他们“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司马迁感慨的说:他们能够如此,“岂非以富邪!”

  对于西汉初年的商人,司马迁写了一下几个代表人物: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齐刁间、师氏、宣曲任氏、桥姚和无盐氏。

  这些大商人里,蜀卓氏、程郑、宛孔氏和曹邴氏四家都是以铁冶为业的。蜀卓氏、程郑都在临邛。蜀卓氏,其先原是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也是秦灭六国,从东方迁到临邛的。“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椎髻之民是少数民族,滇蜀之民也多是少数民族。宛孔氏,原是梁人。“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孔氏是铁冶商人,同时又购买土地,又到处经商。曹邴氏,起家以冶铁,富至巨万。曹邴氏,兼营高利贷。他放的债,“遍郡国”。习间齐人,齐国自古是产鱼盐的地方,刁间就是个大鱼盐商。他善于使用奴隶劳动,奴隶都愿为他卖力,起富数千万。师史是个行商又是坐商。他“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洛阳居中,可以东西南北的和齐秦楚赵交易,所谓“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师史氏致产七千万。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任氏还投资在农业和畜牧业,他的农业和畜牧业当然是商品生产,“富者数世”。大约从秦末汉初直到武帝、司马迁时代,任家还是豪富家族。桥姚是畜牧家,也是农业家。司马迁没有提到他的籍贯,大约他是关中北方边郡人,他的畜牧靠“塞之斥也”。桥姚富“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锺计”。他有粟,就一定有田产。无盐氏是靠放高利贷起家的。他起家时放债的对象是长安贵族列侯。“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齎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由此也知,吴楚七国乱前,无盐氏也至少是有千金的高利贷者了。

  司马迁指出:“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诸田,当然是齐地迁徙来的齐国旧贵族。我们从关中富商大贾尽诸田,可以得到两种消息。(1)汉代的迁徙,只是使人们搬搬家,财产一般无损失,到了新地,仍可得到田宅(参看《汉书·陈汤传》)。富家仍是富家,这是靠交换经济的发展。由于交换发达,他们才可以把他们的不动产变为货币,土地、宅第都可变成钱携带而行。当然,迁徙一点损失不受是不可能的。(2)旧贵族可以变成商人。战国秦汉,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在交换过程中,财富可以变形,可以易地,可以增殖,可以变小。人也可以变,旧贵族可以变成富商。

  司马迁所称举的不过是战国秦汉时代商人中的代表人物,发家致富,势比封君者。作为一个阶级,汉代有钱有势的商人是非常众多的。司马迁就说:“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录。……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史记·货殖列传》)。武帝用杨可告缗打击商人,“乃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汉书·食货志下》)。这里所得的以亿计的财物,千万数的奴婢,百顷、数百顷的土地,都是郡国商人的财产。

  西汉社会上有一种大土地所有者,家极富有,历史记载没有说到他们的起家原因,但极可能是靠货殖起家的。如南阳阴家:“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封君”(《后汉书·阴识传》)。灶神形见,自然是荒唐不经,但富起来当是事实。

  和阴子方同郡同时代稍后还有樊家。“樊宏,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为乡里着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僮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财利岁倍,乃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货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后汉书·樊宏传》)。

  樊重靠农业又靠货殖起家,兼营池鱼牧畜。他一方面生产自己所需,作到有求必给,一方面作农产品的商品生产和经营。豪富之家的阴子方,和樊家可能是一个类型的,也是以商贾起家,把资金投到购买土地上,为大土地所有者。

  在交换经济影响下,财产主人常常是变动无常的。司马迁已看到这一点,他说:“由是现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有田三百余顷的樊家,后来即为庾家所代替。《水经注·淯水》条:“樊氏陂,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谓之凡亭陂。陂东有樊氏故宅。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业庾公昌。”富贵无常,贫贱不居,这是交换发展下的必然现象。

  战国秦汉豪富民中还有一种称作游侠的。《史记》有《游侠列传》。在交换经济发展中,有些人失掉产业,游荡城市。四公子养士,养的就是这些人。他们重然诺,守信义,舍己为人,救人之急,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阶层。他们中也有有很多土地财产的,但财富并不是决定他们势力的主要因索。

  司马迁对于民间游侠,很称赞。他认为“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游侠列传》)。司马迁羡慕推崇的是民间的侠者。“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同上)。

  西汉初年,游侠之风仍很盛,有如战国年间。贵族公卿,竞养宾客。游侠有很大的社会势力。剧孟的故事,足以说明问题。《史记·游侠列传·剧孟传》说:“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从周亚夫得剧孟如得一敌国一样的高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便知他们无能为矣。可知剧孟的社会势力之大。

  游侠社会势力之大,还可以朱家、郭解为例予以说明。

  朱家,鲁人,与刘邦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土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驹车。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轭,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史记·游侠·朱家列传》)。

  郭解,轵人。“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着于心发于桠毗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同上书传《郭解传》)。

  朱家藏活豪杰之士以百数,其余不可胜数,关东人莫不延颈欲交。可见他的社会声望。郭解家贫,本不够徙关中的资格,官吏却因他势力强不敢不徙,卫青为他向皇帝求情,武帝却说:布衣而能使大将军说情,这不能说穷,决定徙。送行者送他的钱货在千万以上。这故事很说明郭解的势力。郭解是穷,但对于他来说,千万的家产是随手可得的。

  西汉初年,社会上还有一种豪富家族,《史记》里称作豪猾或豪奸等。这是一些地方上的大族,一族往往数百家,横于乡里,不遵法度。如“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史记·酷吏·郅都传》)。

  济南瞷氏,大约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豪族大宗,其社会地位不如齐之诸田、楚之景、屈、申,汉初徙关东豪族十万家于关中时尚不够格受徙的。但也是豪富家族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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