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何兹全－（一）奴隶制、官奴和私奴

（一）奴隶制、官奴和私奴

　　西周春秋的奴隶、前面已叙述过。战国秦汉时期，奴隶制更有发展。

　　战国秦汉的奴隶，大别之有官奴隶和私奴隶。官奴隶的来源，主要为罪人和战争俘虏。

　　所谓罪人，是有时代性的。违犯了当时政府的法律规章，就是犯罪，就是罪人。商鞅变法时有两条规定：一条“令民为什五，而相收司连坐。”一条“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十家、五家为保，一家有罪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十家连坐不一定都是举以为收孥，但包括举以为收孥，变成奴隶。末利，指工商。但不是所有经营工商都是事末利。秦汉时期所谓重农抑末，所打击的“末”，一定有个界限。依照商鞅变法后的法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本人以外，家人也要被谪为奴隶。

　　汉承秦制，尽管刘邦入关就约法三章，那是临时权宜之计，收买人心。天下已定，汉初是完全使用秦法的。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就连这样一条律条，汉也继承下来，到惠帝四年才“除挟书律”（《汉书·惠帝纪》）。连坐收孥法，汉更继承下来，汉律就有一条；“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文帝即位，“尽除收孥相坐法”（《汉书·文帝纪》）。这是经过一番斗争才得来的。《汉书·刑法志》：“文帝二年，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法也。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其故便。文帘复曰：……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

　　但文帝的“尽除收律相坐法”，实际上并未能执行。文帝以后，收孥律仍是存在的。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罪人的家属即没入为官奴隶。武帝建元元年五月，才“赦吴楚七国孥输在官者”（《汉书·武帝纪》）。东汉安帝永初四年诏：“自建初以来，诸袄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后汉书·安帝纪》）。依照这条诏令，是直到东汉罪人妻子仍是被收为奴的。其实收孥这条法律，曹魏时还是存在的。《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崔炎既死，玠内不悦。后有白玠者：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狱。”大理锺繇审理毛玠的案子。他问毛玠：“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黔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有黥面供官。……此何以负于神明之意，而当致旱？”（同上）。可见曹魏时罪人的妻子还是没为官奴隶的。锺繇引汉律来责问毛玠，一似根本没有文帝“尽除收孥相坐律令”这回事。

　　秦汉时的徒，也是奴隶。奴隶是终身的，没有期限。徒是有期限的。《汉旧仪》：“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司寇，男为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鬼薪者，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薪丞也；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完城旦舂，四岁。男髡钳为城旦，女为舂，皆作五岁。”《汉书·刑法志》：“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舂槁。”是奴与徒无根本区别，区别在为奴期限，奴是终身为奴，徒有定期。犯法有罪，罚作奴。罪有轻重，作奴时间长短渐渐有规定。这是“徒制”出现的原因。徒是从奴演化出来的。司寇、鬼薪、白粲、城旦舂，是徒的年限名称，也就是作定期奴的名称。五岁徒髡钳，奴隶也髡钳，这样五岁徒和奴隶就看不出区别了。

　　汉代有隶臣妾，隶臣妾，是奴隶。如：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威圉侯季必表》：“建元三年，侯信成嗣。……元狩五年，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为隶臣。”

　　又《卤严侯张平表》：“高后五年，侯胜嗣……孝文四年，有罪为隶臣。”

　　又《南宫侯张买表》：“侯生嗣，孝武初有罪，为隶臣。”

　　又《襄城哀侯韩婴表》：“侯释之，……元朔四年，坐诈疾不从，耐为隶臣。”

　　颜师古释隶臣说：“《刑法志》，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一岁为臣妾，一岁免为庶人。然则男子为臣隶，女子为臣妾也”（《戚圉侯季必表》）。

　　可证徒、隶臣妾、奴隶，还是不分的。

　　战争的俘虏是作为奴隶的。这是西周春秋的传统。《墨子·天志下》：大国攻伐无罪的小国，“民之格者，则劲拨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大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这是春秋战国之际以战俘作奴隶。

　　战国时期的战争，好像以斩首杀戮为主，很少看到俘虏为奴的例。但秦是大规模的以罪人为徒奴的，很难想像它不以俘虏为奴。秦奖励耕战，“功赏相长；五家首而隶五家”（《汉书·刑法志》）。服虔说：“能得着甲者五人首，使得隶役五家也。”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着甲者首。“五家首而隶五家”，是在战争中杀敌，即以五家俘虏作为他的奴隶。

　　汉代对外战争是以俘虏为奴隶的。

　　汉与匈奴作战，一打几十年，俘虏是不少的。仅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来看，俘虏匈奴人数就很不少。有一次，武帝称赞霍去病的功劳，就说他“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卤，可能是虏字通用。《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执卤”作“执讯”。古时作战，俘虏敌人，要从敌人口供中知敌虚实情况，谓之“执讯”，仍是俘虏。“执卤获丑”的这几万俘虏，是要作奴隶的。元帝时陈汤，甘延寿破匈奴郅支单于，“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汉书·陈汤传》），也说明俘匈奴作奴隶。

　　汉对乌桓作战，也以俘虏为奴隶，称作生口。昭帝元凤四年诏曰：“度辽将军（范）明友，破乌桓，斩虏获生有功，其封明友为平陵侯”（《汉书·昭帝纪》）。师古曰：“既斩反虏，又获生口也。”生口，即以俘虏为奴。

　　研究汉史的学者中，有的认为汉和匈奴作战是不以匈奴俘虏为奴隶的。不仅不作奴隶，而且还备受优待。学者们常引《汉书·汲黯传》中汲黯对武帝的一段话来证明汉代不以俘虏为奴隶。但细读汲黯这段话，正好说明汉代俘虏是作为奴隶的。武帝与匈奴连年作战，士卒死亡，府库空乏。后“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两迎之。……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汉书·食货志下》）。汲黯对此极为不满。他对武帝说：“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钜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赐从军死者家，卤获，因与之，以谢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帅数万之众来，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若奉骄子。……臣窃为陛下弗取也”（《汉书·汲黯传》）。武帝弗许，说“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同上）

　　古时战争通例，对降者与俘虏的待遇是不同的。俘虏为奴隶，降者则否。但因为连年对匈奴作战，汉家伤亡重，府库为之空乏，因而使汲黯气愤的认为即使是降人如浑邪王之众，也应该作为奴隶赐将士死亡之家以谢天下。汲黯的话，正说明战争俘虏是作为奴隶，这是当时的常规。金日磾的故事可以为证。《汉书·金日磾传》：“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单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为反所破，召其王欲诛之。昆邪、休屠恐，谋降汉。休屠王后悔，昆邪王杀之，并将其众降汉。封昆邪王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矣。”休屠不降，家属都成为俘虏没入为官奴隶。这故事更可证被俘虏的匈奴人是作为奴隶的。

　　徒和官奴隶的衣食生活，都是由官家供给的。武帝时以杨可告缗，没入商贾奴隶“以千万数”，于是“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汉书·食货志下》）。又贡禹对元帝说：“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汉书·贡禹传》）。宣帝时，丞相魏相奏太仆杜延年官职多奸，遗吏考案。查实的结果是“但得苑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汉书·杜周传附延年传》）。这说明太仆有苑马，有官奴婢，官奴婢是由政府供给衣食的。

　　官奴隶也可以通过买卖转为私奴隶。《汉书·母将隆传》：“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奴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贾贱，请更平直。”

　　官奴隶的总数量，没有统计数字留下来，贡禹对元帝上书说：“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汉书·贡禹传》）。他说的只是诸官的奴隶，而不是官奴隶的总数。他说这十万余的官奴隶都是“戏游亡事”，不免有些过。诸官的奴隶有的耕种官田，有的作一般劳务，不能说是“戏游亡事”。

　　另一数字是王莽时代的。《后汉书·隗嚣传》：“民坐挟涂炭，没入锺官，徙隶殷积，数十万人。”李贤注云：“莽时，关东大饥蝗，人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其颈，传诣锺官，八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

　　锺官是管铸钱的官府，八十万也不是官奴隶的总数。汉代不仅朝廷各部门有官奴隶，地方各级政府也都有官奴隶。官奴隶的总数，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我仍可以知道的元帝时决不止于十多万，王莽时也决不止的八十多万。全国各级政府官奴隶的总数要比几十万多。

　　官奴隶之外，有私奴隶。贫民因债务沦为奴隶，是战国秦汉时期私奴隶的主要来源。官府租税压迫、商人高利盘剥，人民贫困无法生活只好出卖儿女和出卖自身为奴。正像我们常常引用的晁错的话：农民五口之家，种田百亩，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税，一年四季无日休息。加之以水旱之灾，急政暴敛，有者半价而卖，无者不得不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贾捐之对元帝也说：“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汉书·贾捐之传》）。在租赋徭役负担重压和商人兼并下，农民逃脱不了卖田宅鬻子孙的命运。农民破产流亡的情势越严重，沦为奴隶的就会越多。战国秦汉几百年间，等待农民的正是这种命运。楚汉战争时，人民有很多因战争因饥饿自卖为奴或被略卖为奴。项羽刚死，刘邦就下令“诸民略在楚者，皆归之”（《汉书·高祖纪下》）。及即帝位，又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同上）。自卖为人奴婢者，都是私家奴隶，免为庶人即成为国家编户，编户多，政府租税收入就多。

　　因贫穷饥饿自卖为奴，是两汉时的大问题。农民破产卖身为奴的情况，东汉崔寔《政论》里也曾谈到：“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全后汉文》卷46）。

　　和自卖为奴隶同时，略卖也成为私奴隶的一个来源。

　　《汉书·栾布传》；“栾布，梁人也。……为人所略卖为奴婢于燕。”

　　《汉书·外戚列传·文帝窦皇后传》：“窦后，……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

　　东汉中叶，外戚梁冀依仗权势竟至公开掠人为奴，还名之曰：“自卖人”。《后汉书·梁冀传》载：“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战乱时期，小民无靠，是略人为奴的机会。东西汉之交，“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和益州民“被略为奴婢”的人很多，致使光武帝两次下诏书免为庶人（见《后汉书·光武纪》）。

　　汉族官吏、贵族，以本族人为奴隶也以外族人为奴隶。武帝时，江都王建有“越婢”。他曾“使越婢下神祝诅上”。（《汉书·景十三王·江都王非传》，建，非子。）汉族豪富阶级除略卖汉族人外，也常常略卖四周少数民族人为奴。《史记·货殖列传》载：“巴蜀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

　　僰僮和笮马旄牛同列，都是汉族商人所需要的商品。《汉书·西南夷传》对这条记载就更明确了。“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

　　南粤人也是略卖对象。《汉书·南粤传》：“（南粤相）吕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取自脱一时利，亡顾赵氏社稷。”

　　赘子、赘妻，是自卖为奴的一种形式。文帝时，贾谊上疏说：“秦人家富于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汉书·贾谊传》）。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上疏说：“间者数年，比岁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汉书·严助传》）。如淳曰：“淮南俗，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师古曰：“赘，质也。”赘子已是卖与人为奴，但赘子为奴在期限内可以赎回，期满不赎，则永远为奴。《淮南子·本经训》有：“末世之政，民力竭于徭摇役，财用殚于会赋，居者无食，行者无粮，老者不养，死者不葬，赘妻鬻子，以给上求，犹弗能澹。”赘妻、赘子、鬻子，都是卖作奴隶。

　　奴隶没有人格，他和牛马一样，是主人的财产。牛马可以买卖，奴隶也可以买卖。司马迁一则说：“马千蹄，牛千足，羊彘千只，僮手指千，此亦千乘之家。”（《史记·货殖列传》），把奴隶和牛马羊彘同样看待，是主人的财产；再则说：“巴蜀沃野，……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同上）。把僰僮和笮马旄牛一样，看作商品。在汉代，奴隶和牛马其他货品一样可以放在栏里在市场上买卖。贾谊说：“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编诸缘，内之闲中。”（《汉书·贾谊传》）。服虔注：“闲，卖奴婢闲。”王莽说：“秦为无道，……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臣民，颛断其命。”（《汉书·王莽传》）。官奴隶也可买卖。前面已讲过了。

　　买卖奴隶，须立契约。王褒的《僮约》，虽系游戏之笔，但奴隶买卖有约，则是真实的。

　　奴隶是世代为奴的，奴隶的子女，所谓奴产子，仍是奴隶。曹魏锺繇所谓“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年，犹有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陈涉起事，“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大军”（《史记·陈涉世家》）。服虔曰：“家人之产子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奴产子、家生奴，仍是奴隶。奴隶是世代为奴的。

　　为了区别奴隶和良民。奴隶要髡钳，而且要穿赭色衣服。《史记·季布列传》：“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又《史记·田叔列传》：“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余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奴隶比如牲畜，与牛马同栏。法律上没有人格。敢有随王者罪及三族，而髡钳作王家奴就不在诛三族的人的范围之内了。

　　秦朝开始，私杀奴隶是法所不许的。要杀奴隶，必先谒官，得官府允许。《史记·田儋列传》：“田儋者，狄人也。……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注引服虔曰：“古杀奴婢，皆当告官，儋欲杀令，故诈缚奴以谒也。”颜师古说：“阳缚其奴，为杀奴之状。”服虔所谓“古杀奴婢”不知古到何时，知不始于秦也。董仲舒曾向武帝建议“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汉书·食货志上》）。废除奴隶制的建议，没有被接受，也不可能接受。但汉代杀奴是有罪的。《汉书·赵广汉传》：“地节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过，自绞死。广汉闻之，疑丞相夫人妒杀之府舍。……遂自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婢事。”杀奴隶有罪，虽丞相夫人也不能免。也就因此，赵广汉才敢于直入丞相府使丞相夫人跪庭下受辞。哀帝时，王莽中子获杀奴，王莽切责获，令自杀。”（《汉书·王莽传上》）。也就因为私杀奴是有罪的，王莽才迫儿子自杀。除去不许杀奴隶外，在汉代法律上奴隶还有一些受保护的地方。《汉书·张安世传》：“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诬污衣冠。造署适（谪）奴。其隐人过失，皆此类也。”依此，奴隶的人身还受保护。当然，淫官奴婢有罪，这是法。实际上，官官相护，法也不得行了。有法等于无法。

　　奴隶解放，须有皇帝诏令赦免。刘邦二年，天下已定，下诏：“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汉书·高祖纪下》）。

　　文帝四年，“赦天下，免官奴婢为庶人”（《汉书·文帝纪》）。这里没有提免哪一类的官奴隶，也没有提到人数。一似免所有的官奴隶为庶人。但从以后官奴隶仍是很多看，文帝这条诏书大约没有起了实际作用，也不可能起到实际作用，解放所有的官奴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哀帝即位后，曾下沼：“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但这只是免官奴隶五十以上者，同一诏令中规定诸侯王、列侯及豪富民的限额为：“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不在数中，就是六十以上十岁以下的奴隶不在限额之中。《汉书·刑法志》：“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师古说：“龀，毁齿。男子八岁，女子七岁而毁齿矣。”六十以上十岁以下，比《刑法志》所规定的七十、八岁、七岁要更轻些了。

　　奴隶主也可以放免自己的奴隶。

　　被解放的奴隶，和自由平民一样可以作官，也可以封侯成为贵族。张骞出使西域，堂邑氏奴甘父随从前往。十余年后回到汉朝，“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汉书·张骞传》）。卫青原是平阳侯家奴隶，后来官居大将军封侯，更不用说了。

　　刑徒除到期可以免刑外，中间也可以由皇帝赦免。宣帝、成帝和哀帝曾多次下诏，“赦天下徒”（参看《汉书》宣帝、成帝、哀帝纪，并看《奴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节）。

　　奴隶也可以自赎免。《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蒲侯苏昌表》：“侯夷吾嗣，鸿嘉三年坐婢自赎为民后略以为婢，免。”奴隶自赎为民后，再略为奴就和略卖良人为奴一样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