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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富商

 

  王莽货币改革和五均六管的实施,对商业和商人成为严重的打击。隗嚣三十一将、十六家大族在陇西结盟反莽时,照告郡国的檄文中历数王莽的罪状,其中一条就是:“货币岁改,吏民昏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筦,增重赋敛。”(《后汉书·隗嚣传》)。

  王莽的改革,助长了商业资本的两种趋向,一种趋向是加强了商人向土地投资,促使商人和土地所有者的更加合一,另一种趋向是大土地所有者庄园的多种经营和自给自足。

  如果说,在西汉前期商人和豪族强宗的区分还是比较显着的,东汉时期,我们看到商人、豪族强宗甚至官僚家族已经逐渐走向混合了。

  这趋势应该说是西汉后期已经开始了。刘秀的外祖樊家,在西汉已为“乡里着姓”,他的外祖父樊重就是“世善农稼”,又“好货殖”。他“营理产业,物无所弃”,“上下勠力,财利岁倍”。(《后汉书·樊宏传》)。樊家既是乡里着姓即豪族强宗,又是商人货殖。刘秀起事集团中不少人和商业有关系。李通就是“以货殖着姓”。(《后汉书·李通传》)。李通的父亲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同上)。刘秀且以“士君子”来看待李通。这都说明李通这个家族,是商人、豪族也是士君子了。吴汉“以贩马自业”,是个马贩子。

  社会上,商人已和豪族强宗混合,而且商人也成了士大夫。政治上,也没有贱视商人和打击商人的政策措施。

  在东汉初年,我们已看到商人已是倍受尊敬的。桓谭上书光武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摩以淫耳目。”(《后汉书·桓谭传》)。

  西汉初年,政府政策是明显的贱商的。刘邦曾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纟宁罽,操兵乘马”。(《汉书·高祖纪》)。商人在事实上虽然已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晁错的话,见《汉书·食货志上》)。法律上却是“法律贱商人”(同上)。武帝打击商人,却不能不用商人,桑弘羊是洛阳贾人之子,东郭咸阳是齐地大盐商,孔仅是南阳大冶(《汉书·食货志下》)。他不得不用商人打击商人。打击商人,是贱商政策的继续;用商人作官,商人的境地比“交通王侯”又进了一步。

  桓谭是个儒者。他“博学多通,徧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传》)。他不信谶。他有重农抑末思想。他对刘秀说:“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他向刘秀建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已,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同上)。

  光武没有理会桓谭这些意思。他这套思想,在刘秀思想里已没有地位。他这些想法,在东汉初年是根本无法施行的。王莽改革失败之后,人们对这一套限制、禁止思想,正在受到厌恶。但他所说的,商人受到尊敬,“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却是可注意的。和西汉初的商人比较,东汉初的商人不是受歧视,而是受尊敬了。

  仲长统看到的商人的神气是:“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内,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昌言·理乱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他又说商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昌言·损益篇》,见《后汉书·伸长统传》)。

  东汉富商的气派,严然封君。

  东汉末年的大商人东海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徐州牧陶谦辟他为别驾从事。后来他跟随刘备。在吕布袭下邳,虏备妻子,刘备困难时期,“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同上)。刘备“于时困匮,赖此复振。”(同上)。刘备感激他,取益州称帝后,以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右。

  糜家是商人,以经商积累起巨亿财富,但他们已是官商合一的家族了。

  东汉政府似无打击商人和商业的政策,我们看到和帝时有这样一个诏令:“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网,勿因科令加虐羸弱。”(《后汉书·和帝纪》)。

  像前汉那样,把一切社会经济不安、土地兼并、农民流亡,都归罪于钱币流通和商人活动的言论、指责、打击,在东汉是看不见的。即有,在政治上、社会上影响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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