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正说第八十一

正说第八十一

　　正说篇盼遂案：此篇可作两汉经学源流读。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後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粗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钱、黄、王、崇文本作“粗粗”，非。卢文弨钟山劄记二曰：“说文：‘粗，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两音两义。昔人多以‘粗粗'连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於粗粗，终於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粗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粗粗也。'改作‘粗粗'，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後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於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於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後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後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後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後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後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於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捴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於後亦据而言。”今按：关於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後得，而“後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後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後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後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於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後，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後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後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後，於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於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於章句，章句之成立由於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与论衡此处用法正同。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诗正义曰：“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诗谱序疏：“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或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语意不具。当作“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有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驳或说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脱“十二公法”四字，则使下文所论无据矣。公羊隐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数之义。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十四年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注曰：“人道浃，王道备，拨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後，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异辞，因父以亲祖，以亲曾祖，以曾祖亲高祖，骨肉相亲，极於此，故云人道浃也。云‘王道备'者，正以拨乱於隐公，功成於获麟，檩檩治之，至於太平，故曰‘王道备'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至公篇亦有此说。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军篇：“三军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也。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经堂本校改。）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与孟坚说异。周礼夏官序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六师，即六军也。谷梁襄十一年传曰：“古者天子六师。”诗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师。”又棫朴曰：“周王於迈，六师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师。”皆谓六军为六师。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文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诗”字衍。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旧本段。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文选养生论注，养生经：“人生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义同。吕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下寿不过六十。”庄子盗跖篇、意林引王孙子并云：“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淮南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晋书周访传，陈训谓陶侃上寿，周得下寿。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盖寿有三品，古说如是。而各品实数则不齐也。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公羊隐元年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徐疏：“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则为三世。”据此，何休分三世，乃缘情制服，非据“中寿八十”也。徐疏又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为所见之世。”是郑、颜又与何氏异义，而并与此据中寿之说不同。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公羊传。隐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汉史晨碑云：“伏念孔子干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制定道。”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圣，则象干坤，为汉制作。”类聚九十引孔演图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须颂篇云：“春秋为汉制法。”佚文篇云：“孔子为汉制文。”以上诸文，皆以春秋为赤制也。盖出纬书及今文家说。“中数”未闻。盼遂案：扬子法言孝至篇：“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说者谓子云豫知汉祚应享四百五十二岁，故云二百一十载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说二百四十二年，为赤制之中数。意其时纬候之学，必盛此种传说。又後汉书公孙述传：“述梦人语之曰：‘八晻子系，十二为期。'”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论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数之说，必本于符命谶记之事矣。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注见前。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孙曰：“三世”二字不当重，或即下“三世”二字当作“三八”。下文云：“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西元年不载於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西元年之事为始？须隐西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设）隐公享国五十年，先孙曰，“说”当作“设”，形声相近而误。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旧本段。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注谢短篇。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刘歆说同，见汉书五行志。注详感虚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後因之曰连山；烈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孙曰：此文多讹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当作“归藏氏”。“周人曰周易”，当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汉上易传引姚信云：“连山氏得河图，（烈、连一声之转。）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并与此说同。当据以校正。晖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路史发挥一并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後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纪亦言：“殷人因黄帝曰归藏。”与姚信说异。此文既谓夏人因烈山为连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则殷人因归藏曰归藏，当同姚信说也。余注谢短篇。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注：“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每卦八，别者重之数。”疏云：“经卦皆八者，连山、归藏、周易皆以八卦干、坤、震、巽、坎、离、艮、兑为本。据周易以八卦为本，是八卦重之，则得六十四。”据此，则“卦”下脱“皆八其别”四字。若作“经卦皆六十四”，则差之远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汉书艺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义曰：“周公作爻辞。”按诸儒以易为三圣重业，即伏羲、文王、孔子。（汉书艺文志、前谢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着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汉人称士礼曰礼，即今仪礼。注谢短篇。六典不与今礼相应，六典，注谢短篇。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为〕何家礼也？孙曰：“为礼何家礼也”，当作“礼为何家礼也”。“礼为”二字误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故此云：“礼为何家礼也？”若作“为礼何家礼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见论语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後汉书儒林传云：“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肃宗亲临称制，又诏高才生受古今尚书，虽不立学官，皆擢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章帝纪建初八年诏曰：“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是于仲任时，古文学已盛。此云“不兴”者，盖据不立学官言也。荀悦汉纪论中兴後经学曰：“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学官。”旧本段。

　　说论者，岛田翰曰：“论”即“论语”省略，古书往往有此例。或云“论”下当有“语”字，此误脱。未知孰是。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岛田翰曰：“但”下当有“知”字。此盖误。礼记王制郑注曰：“周尺之数，未详闻也。按礼制，周犹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说文夫部：“周制八寸为尺。”尺部：“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礼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数十也。日无不照，尺所度无所不极，故以十寸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岁之中无所不成，故以十二寸为尺。周据地而生，地者阴也，以妇人为法，妇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郑玄曰：“论语，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学纪闻七曰：“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犹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於有子、曾子之门人也。罗豫章二程语录曰：‘伊川曰：论语，曾子、有子弟子论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论语载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纪孔子”者，论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云云，艺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说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诸弟子亦述师闻也。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四书考异总考九论语原始曰：“王氏云，论语本数十百篇，殊觉骇听。然溯未辑论时言之，亦未可谓其夸诞。王此言，当时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岛田翰曰：“以但”当作“但以”，此盖误倒。晖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据乙。精简二尺四寸，传记一尺。详谢短篇。量知篇云：“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尚书序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後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大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汉世通谓论语为传。以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孝经等博士，当时亦称传记博士。其所以谓传，邢氏论语疏与书正义说同，孔、邢二氏之说，必无以易。”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谓出孔壁而安国献之也。此云武帝发取，其说独异。注佚文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孙世扬论语考曰：“鲁”字疑衍，下“齐、鲁”同。“九”当作“七”，合齐、古乃为三十篇。章太炎曰：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孙曰：“齐、鲁二，河间九篇”，当作“齐、鲁、河间九篇”。“二”字涉上下诸“二”字而衍。合齐论语、鲁论语、河间论语为九篇，加古论语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於仲任此说，与汉儒所言并异。翟灏四书考异论之曰：“河间论语，不惟汉志不载，诸儒皆绝口不言。据云古文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当时齐论已多於古二篇，则河间论语当有七篇。汉志论语十二家，有燕传说三卷。燕传犹言燕论语，疑即河间论语。河间故赵地，逼近于燕，或河间献王得自燕境，因一称燕传欤？”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齐论已见前志，不得别有齐、鲁合河间为九篇，出於汉志之外，又合古论为三十篇。古论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读？既帝女能读，而宣帝博士转难晓，此皆无稽之说，不足与深辨也。”黄以周儆季文钞曰：“汉初称论语，本不专指今所传之二十篇。凡孔门师弟子讨论之语，皆谓之论语。汉志论语十二家，如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皆属焉。其在汉初所称论语，尚不止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时河间献王好古学，所得论语有数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专读孔壁诸篇，於是二十一篇勒成一书。仲任斯说，最为核实。考古文论语与鲁论语目本同，所异者，古文分尧曰篇“子张”以下别为一篇，故鲁论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齐论又别有问王、知道，为二十三篇。河间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为三十篇。论衡於古文二十一篇之下，当云‘齐、河间九篇'。‘鲁'字衍文也。”窃谓诸家所考，似难凭信。“鲁”字亦非衍文。疑汉代所传论语，各本互异，班志本於七略，与王充所论异，不可强同。汉志称鲁扶卿传鲁论，王充谓孔安国授鲁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可知齐、鲁、河间论语中所无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无者，或齐、鲁、河间有之。以四种论语较之，折累而言，即以齐、鲁、河间论语所有而为古论所无者，得九篇而已。若谓齐论比古论多二篇，河间论语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数，必不合矣。盖班氏所注，与王氏所见之书，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孙世扬曰：“女”字疑误。昭帝读之，而曰“未云有明”。见本纪。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艺文志曰：“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论语皇疏序曰：“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而论是孔子没後方论。”并谓弟子论纂孔子之语。故曰“论语”。章太炎曰：“论语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为说。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名，见礼坊记及今家语弟子解。今家语不可信，坊记可信也。盖自孔氏门人相论纂毕，随题之为论语矣。汉文帝朝已置论语博士，王充云：‘孔安国以授扶卿，始曰论语。'非也。”孙世扬曰：“据论衡此文，则扶卿之学，传自孔安国。而艺文志以为扶卿传鲁论，是鲁论本出於古文也。艺文志传齐论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国。其胶东庸生，则孔之再传弟子也。（见儒林传。）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论语之书；古文出，而孔安国以教扶卿，始曰论语，似前此亦不得有论语之名。考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论语之名，不自安国始名。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诸多称引，是论语之书，不自古文始传。盖‘论语'之名，初甚广泛，凡记孔门言行者，如三朝记及仲尼闲居、孔子燕居之类，以及家语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篇，悉以为称，故王充言论语有数十百篇也。秦火以後，传诵不绝，而未有专师授受，故贾、董辈虽肄业及之，而史不明言其传授。王充言汉兴亡失者，亦谓其散乱不治而已。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论语，（见艺文志及说文序。）还之孔氏安国，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制，论语之学始有专师。此王充所谓始曰论语，别於前此之泛称论语者矣。”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元本重“篇”字，今据补。“赞”字疑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织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谢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旧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见孟子离娄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此盖出春秋纬也。公羊传卷一徐疏，春秋说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於春，终於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说”字今以意增。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春秋说题辞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又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期运，明受命之际。”（类聚五五、御览六０九。）伪孔书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疏引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以上诸文，并与仲任所引前说同。後一说，亦见须颂篇，彼文云：“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释文序录。）义与後说同。汉人解“尚书”之义，有出此二说之外者。书序疏引郑玄书赞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璿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上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书璿玑钤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郑氏本璿玑钤，为今文，而与仲任不同者，皮锡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说，而与郑不同者，仲任习欧阳尚书，所引盖欧阳说；郑君殆用夏侯说，故不同欤？”又按：“释名释典艺曰：“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与上列三说并异。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元本“谓”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义长。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县官谓天子。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公羊、谷梁皆以日月为例。公羊隐元传：“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何注：“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传：“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又云：“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谒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传：“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着桓行恶，故深为内惧，其将见杀无日。”谷梁隐元年传：“不日，其盟渝也。”杨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为例，自余皆否。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修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传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又八年传：“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谓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陆□春秋纂例，谓公、谷以日月为例，皆穿凿妄说。失（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先孙曰：“失”当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当为“冬”之误字，古“冬”与“及”字形极近。“冬”与“言”又互倒。文本为“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夏”上脱“冬”字。释名释典艺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终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孟子离娄篇赵注：“春秋以二始举四时。”杜预左传序：“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谷梁传杨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于夏，秋先於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义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说外，尚有二通：贾逵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左传杜序疏。）服虔、何休义同。（据公羊疏。）释名释典艺云：“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亦与贾、服不异。又一说曰：“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传疏。）此二说，皆妄为华叶之言。春秋之名，当以错举四时之说为正。贺道养、孔颖达、杨士勳、徐彦言之详矣。旧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诗唐风郑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後乃迁河东平阳。”是郑以尧为诸侯于唐，即汉晋阳；为天子居平阳。皇甫谧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後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谱疏。）则谧说又异，以尧为唐侯时，居中山唐县。汉志中山国唐县注，应劭曰：“故唐国也，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於此。”余注吉验篇。舜从虞地得达，左哀元年传：“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後诸侯也。梁国有虞县。”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尧典：‘嫔于虞。'虞在河东大阳县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谧语。）今为山西解州平陆县，舜因以为有天下之号。周兴，封仲雍之後为虞国，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禅，封商均于虞，却在梁国虞县，今为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余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记夏本纪正义：“夏者，帝禹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注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按：师古说是也。水经注云：“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为夏国。”诗唐风谱疏引皇甫谧曰：“禹受舜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则是禹初封阳翟，後即天子位於平阳，或安邑，或晋阳。阳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为号。通鉴外纪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阳，亦云晋阳，及韩。”据汉志，韩即阳翟，乃始封地，与即位後所都混言不别，盖袭皇甫谧说而不一考汉志与水经注也。又通鉴前编曰：“禹践天子位於韩，”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禅，践天子之位於安邑，即韩国也。”谓韩即安邑，其说殊谬。汤因殷而兴、商颂玄鸟郑笺：“汤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书序云：‘自契至於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又云：“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于汤言居亳，於盘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别名。”书序郑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师。皇甫谧谓汤都在谷熟，臣瓒谓在济阴薄县，与郑玄、班固说不同。颜师古汉志注、孔颖达玄鸟疏、王鸣盛尚书後案并辩其误。史记项羽纪云：“洹水南殷虚。”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塚古文曰‘盘庚迁於此'，汲塚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索隐：“释例云‘洹水出汲郡林虑县，东北至长乐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师汉志属河南郡；朝歌、汤阴、林虑属河内郡。图经曰：“安阳在淇、洹二水之间，本殷虚也。”是偃师殷都，与安阳殷都，二说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阳县出土龟甲文字，足证後说非妄。盖殷都数迁，偃师亦其一，不可执此以规班、郑之非。俞正燮癸已类稿、魏源书古微据史记六国表序“汤起於亳”，以为汤因起之亳後以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陕西商州，非河南偃师，偃师为其得天下後所迁之地。又按：诗谱疏曰：“成汤之初，以商为号，及盘庚迁于殷以後，或呼为殷，故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注云：‘商家改号曰殷。'”此云“汤因殷而兴”，则非盘庚後始改称殷也。孔疏沿郑玄之误。毛奇龄经问曰：“盘庚无易国号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盘庚云：“绍先王之大业。”正谓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汤所都，皆先王大业耳。况盘庚以前，早有殷名；盘庚以後，仍称商号，皆前後互称。”冯氏解舂集亦谓“殷侯”，自夏帝泄以来皆然也。路史後记十二注引作“汤因商而兴”。改“殷”为“商”者，盖以汤因契所封商地而兴，因为代号，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阶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风美阳县中水乡，周太王所邑。”郡国志：“美阳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预曰：“城在县西北。”帝王世纪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商颂郑谱疏曰：“周即处邰，处豳，国号变易，太王来居周地，其国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当以周为号，不得远取邰也。”盼遂案：吴承仕曰：“伐疑当为代。”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当有“汤”字。周武则功德无不至。白虎通号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号，（“号”上旧衍“礼”字。）以自别於前，所以表着己之功业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着己之功业。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闻也，见也，谓当道着见中和之为也。（句有误。）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史记秦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於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集解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水经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汉兴於汉中，蜀志先主传：“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史记六国表序云：“汉自蜀汉。”公羊传序疏云：“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于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六年（阮校当作“其年”。）正月，乃称皇帝，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故曰犹秦、汉。“犹”字衍。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汉书本传：“成帝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王鸣盛十七史商确：“新野是南阳郡属县，而都乡则新野之乡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称，特後汉人沿称已久，仲任语焉不察尔。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皮锡瑞曰：“此引当时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为之说。其说虽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为五家则同。郑君书赞曰：（尧典疏。）‘三科之条，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说，谓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说，谓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旧本段。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说尚书”下，疑脱“者”字。上文“说论语者”、“说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试哉”，尧典文。有“尧曰”二字，史记五帝纪同。今文经有“帝曰”二字也。伪孔本因之。正义曰：“马、郑、王本说此经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郑、马、王本，为壁中真本，本无‘帝曰'二字。枚颐伪本用今文尚书增之。故三家说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皮锡瑞曰：“古文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其义殊不可通。”按：此引书说，今文说也。“用为天子”，与郑注“试以为臣之事”义异。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於二女。”史记曰：“於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於二女。”用今文说。古文说以为四岳说，谓四岳请尧以女妻舜。观者，观尔（示）虞舜於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此引当时今文书说。段玉裁曰：“观尔”乃“观示”之误。“□”形近“示”，又误为“尔”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於大麓，尧典“入”作“纳”。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纳'。”皮锡瑞曰：“夏侯本作‘纳'，欧阳本作‘入'。”烈风雷雨不迷。”尧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凤过庭录书说上曰：“‘麓'当作‘录'。此书古文说也。”并非。燕然山铭：‘纳於大麓。'案铭上云：“寅亮圣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为大录三公之位。训“麓”为“录”，与此文同。不必改作“录”。余详下。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臧氏经义杂记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说。以下王仲任义。”皮锡瑞曰：“据伏生、史公之义，则今文说以‘大簏'为‘山麓'，伏生不以‘麓'为‘录'。训‘麓'为‘录'，由汉博士傅会，改其师说。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训‘录'之说。而以‘烈风雷雨'为‘众多并吉'之喻，又傅士异说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说为古文，‘大录'之说为今文，盖徒见今文说之误者，解为‘大录'，（指夏侯说。）不知今文说之不误者，正解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说也。陈乔枞说，以‘山麓'为欧阳说，‘大录'为大、小夏侯说，证以史公与王仲任皆用欧阳尚书，周堪、孔霸俱事夏侯胜，授元帝经，则元帝报于定国，乃用夏侯尚书。分别甚确。”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圣”字衍。“成事”二字为句，总冒下文，本书常语。注书虚篇。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哉”，旧误作“我”，今据钱、黄、王、崇文本正。试之於职，经义杂记曰：“郑注云：‘试以为臣之事。'王肃云：‘试之以官。'皆与仲任‘试之於职'说合。”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淮南泰族训：“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选齐竟陵文宣王形状云：“置之虚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观其圣，先孙曰：此用书舜典“纳於大麓”义。“人庶之野，”，当作“入大鹿之野”。“入”讹为“人”，“鹿”讹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号奏、受禅表，并作“大鹿”。前吉验篇云：“尧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凤说同。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吉验篇曰：“尧闻徵用，试之於职，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乱龙篇曰：“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感类篇曰：“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并与此同。仲任用今文欧阳说。前所引书说“大麓”为“三公位”，乃夏侯说，仲任不从也。臧琳经义杂记曰：“书大传云：‘尧纳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纪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说所本。马、郑注尚书亦从其义。”皮锡瑞曰：“王仲任引其时博士书说，以为试者，用之为天子；观者，观之於天下。圣人相信，不待试之观之。而仲任非之，以为试者，试之於职，观者，观其夫妇之法也。二说皆今文义，而仲任之说为长。後汉书章帝纪引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劄。'後汉纪杨赐上疏曰：‘昔尧用舜，犹尚先试考绩，以成厥功。'皆以为尧试舜以职。杨赐习欧阳尚书者，故与仲任说同，无四岳试舜之说。”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灭）而不存；“诚”疑为“灭”字形误。上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句意与同。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之”犹“其”也。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着可见，故颇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