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人所不知的是，范老先生的这种思想早在孔子那里就出现了。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做到了仁，孔子回答："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篇第六》）用白话讲就是，如果能做到难事做在人前，获得回报退居人后，可算得上是仁者了。言语朴素却道出了仁爱的思想。后人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这个道理。

　　范仲淹是宋朝名臣，他一生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早年，他抛下家室，凭其当年的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与韩琦一起镇守陕西，英勇善战的他屡次击退了西夏、契丹等异族的侵略，为国家的安全、人民的安危，献出了自己大半辈子的精力。在那"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荒山野岭上，思乡之情也时时沁入他心中，无法割舍。他沉吟过"浊酒一杯家万里"这样的诗句，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然而，当他想到"燕然未勒归无计"时，就毅然决然地在那里尽心尽力，为国戍守边疆，度过了大半辈子。在他心中"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比生命都重要。"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便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反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情怀不是范仲淹的"专利"，它是孔子所说的"先难而后获"的仁者所共有的优良品德。它抒发了有志之士、爱国仁人为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繁荣富强而献身的慷慨感情。它曾激起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使他们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惜生命，英勇奋战。

　　我国着名的爱国将领文天祥，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明知前去谈判凶多吉少，但当他考虑到国家安危，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被俘之后，他几度奋力挣脱元军魔掌，期望能重整旗鼓，为国雪耻。临死时，还一心想着要挽救祖国。他在《指南录后序》中写道："生不能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精神。他还在一首诗中发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成为了千古绝唱。

　　在我国近现代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忧国忧民的志士更是浩如烟海，不胜枚举。为了"天下之乐"，无数的革命先烈怀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信念英勇斗争、杀敌报国，以鲜血染红了旗帜。那些在斗争中幸存下来的勇士，当他们看到革命胜利，人民不再受奴役、不再受压迫的时候，心中无比欣慰的感情立即显现在脸上。是他们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

　　有些人认为，现在已经是和平年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袁隆平就不会为了解决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在田间辛苦工作。

　　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一定是"仁者"。因为心中有"仁"，"仁者"就只有利人之想，没有利己之想。舍去了私欲私利，也就离"仁"不远了。

　　当今，人们的思维都被对物质的渴望给束缚住了，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做任何事情都希望有回报，没有回报的事一概不做，认为那样不过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且没有任何意义。唐代诗人高适说过："男儿本自重横行。"主张有志男儿要为国效劳，奔走四方。前人尚能如此，更何况生在社会主义和平年代的人们呢？我们应该赋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新的时代思想内容，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树立公而忘私的世界观，投身四化建设，为人民、为祖国奉献毕生的力量。这不能仅仅是一句空谈，更需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付诸行动才行。

　　真的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一定可以将自己的得失忘掉，把自己融入到一个大的群体利益中去。这是一种情怀，一种信仰，一种社会担当。而这一切的前提又是朴素的，它们都始于脚下，就是做好自我，修身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