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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全書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以紀傳為中心。所記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1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歷史。
清史稿是由中華民國初年特設的清史館編修的，以館長趙爾巽任主編，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另設纂修、協修、提調、校勘等職。參加編寫工作的先後有一百多人。清史稿於1914年開始編纂，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後歷時十四年。對於這樣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應詳審修正，以冀減少疵纇」但「以時事之艱虞，學說之龐雜」，尤其因主編趙爾巽「年齒之遲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於是就委託袁金鎧經辦發刊和校刻事宜。於1928年刊印，1929年發行。
清史稿在刻印過程中，出現了版本問題。袁金鎧因忙於他事，轉託金梁協助校刻此書。金梁遂乘時局紛擾之際，利用職權，擅改原稿，並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書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發行，這就是所謂「關外本」（又稱關外一次本）。當原編纂人員發現金梁私自篡改原稿，便決定將留在北京的原印本更正重印。如刪去張勳傳（附張彪傳），康有為傳及金梁所寫的「校刻記」；改訂了「清史館職名」；刪去了「易類」書目六十四種；抽換了藝文志序；修改了個別傳記，這就成了所謂「關內本」。以後，金梁堅持以「關外本」為基礎，並根據當時學者對清史稿提出的批評和關內本所作的一些重要更正，再作刪改、增補，刪去了張彪附傳、公主表序和數學工具書「八線對數表」，增加或壓縮了個別傳略，較前兩個版本均少了七卷，僅有五百二十九卷，這就是所謂「重印本」（又稱關外二次本）。版本的不同造成了混亂，後來，市場上又有所謂「聯合書店影印本」和「日本人鉛印本」兩種流傳。南京國民政府時曾兩次組織人力。要修改清史稿，但因種種原因，毫無結果。
關內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關內的七百部，被清史館的一些人發現了金梁的篡改，又將它改回來，並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記」和張勳傳張彪附傳康有為傳，就是所謂的「關內本」。實際上，關內本與關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關內本在局部上作了一點抽調。關內本與關外兩次本之版本異同，大致如下：關內本刪去關外一次本原有的張勳傳附張彪傳中的張彪傳、康有為傳附康廣仁傳中的康廣仁傳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記。而關外二次本只刪去關外一次本的張彪附傳，並抽掉公主表·序和時憲志末附的八線對數表七卷，增加了陳黌舉、朱筠、翁方綱三傳。按關內本此卷原是勞乃宣傳沈曾植傳，無張勳傳康有為傳。傳後有論，其文為「論曰：乃宣、曾植皆學有遠識，本其所學，使獲競其所施，其治績當更有遠到者。乃朝局遷移，掛冠神武，雖皆僑居海濱，而平居故國之思，無時敢或忘者。卒至憔悴憂傷，繼志以沒。悲夫！」清史館對張勳、康有為原定暫不立傳，是金梁將二傳底稿私自付刻。今關外一次本於張勳傳後附有張彪傳。
又關內本抽換了關外一次本的藝文志序，因增入的序過長，以致脫奪自易類易經通注等八十八種之多。關內本有趙爾豐傳的傳文長達二千四百字，而關外二次本壓縮至九百二十字，不啻減去了一半以上。關內本趙爾豐傳作者以趙爾豐為清史館館長趙爾巽之親弟，作此長傳，不免有迎合討好館長之嫌，故以刪削為是。
金梁重印本（關外二次本）。1934年，金梁在東北刊行，絕大部分依關外本，只是去掉了志卷29-34的時憲志六卷，公主表序等部分，增加了朱筠等三傳，總卷數為529卷。
上海聯合書店影印本。1942年出版，對關內、關外兩本的不同處加以選擇，多處採用了關內本。它同二十四史新元史合為「二十六史」，故亦稱為「廿六史本」。
日本印本。據說有兩個本子，一為大本兩冊，一為小本二冊，從「關外一次本」翻印而來。
香港文學研究社印本。1960年出版，依關外一次本付梓。
中華書局本。中華書局組織史學工作者，依關外二次本為工作本，將清史稿作了標點、分段，他們審查了關內本、關外一次本、關外二次本三種本子的篇目，內容上的不同，作了附註，錄出異文，以盡量反映各種本子的優點，對史文的脫、誤、衍、倒和異體、古體字作了校改；清朝的避諱字，盡量改回，對已發現的由於行、段錯排造成事理不合的地方，進行了查核校正，對於史實錯誤及同音異譯的人名、地點、官名、部落名稱等，一般不予改動，但大也作了一定的統一工作。於1977年出版，這是此書問世50年來最好的版本。（中國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編（上冊））
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本。1981年印行，兩大冊。系據關外二次本刻印而成，計529卷，有金梁的校刊記。
此外，張其昀、蕭一山、彭國棟等人在台灣將清史稿略加修改和補充，將其列傳分類予以調整而成，名曰清史，於六十年代出版，計550卷
清史稿彙集了比較豐富的清史資料。由於清朝滅亡時，清廷檔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較完整，這就為編寫清史稿提供了充實的原始資料。當時的主要史料有：清實錄，從太祖到宣統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國史，紀、傳、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國史館已編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詔書，又稱聖訓，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傳記、名人年譜等二千多卷；清紀事史書東華錄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對某一具體事件的紀略，私人記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數不勝數。總之，清史稿取材「以實錄為主，兼采國史舊志及本傳，而參以各種記載，與夫征訪所得，務求傳信。」清史稿集中並系統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為後人研究清代歷史積累了豐富的素材，這是應該肯定的。
清史稿編寫的體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創新。如本紀部分不僅逐年記載了皇帝的軍國大事，而且在前代遜君還健在、無諡可稱時，創了「宣統紀」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記錄天文、地理、禮樂、選舉、藝文、食貨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動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軍機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傳中創立了疇人、藩部、屬國三傳，反映了清代社會的新發展。另外，對於反清鬥爭的重要人物如張煌言、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傳。這些都是值得稱讚的。但是，由於參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遺臣」，因此書中貫穿著反對民主革命，頌揚清朝正統的思想。例如誣蔑明末農民起義軍為「土賊」，稱太平軍為「粵匪」，視辛亥革命為「倡亂」。而對帝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反動行逕卻多處隱瞞，傾向性錯誤顯而易見。對此，連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人員都極為不滿。
1929年12月14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列舉了十九條理由，呈請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發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視先烈、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清諱等內容。所以，思想觀點與立場錯誤實是此書的主要問題。同時，由於清史稿是眾人編纂而成，編寫時彼此缺少照應，更因時局動盪，倉促成書，未經主編總閱審定便「隨修隨刻，不復有整理之暇」，過於粗陋。因此，體例不一，繁簡失當，史實之中也有不少錯誤。其實，這與趙爾巽的主導思想有關。因為他把此書看做是「急就之章」，「並非視為成書」，只是想以此作為「大輅椎輪之先導」，對於書中所有疏略紕繆處，「敬乞海內諸君子切實糾正，以匡不逮，用為後來修正之根據。」顯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類似現代的一部徵求意見稿。這樣，易培基所指責的「體例不合，人名先後不一致，一人兩傳，目錄與書不合，紀表傳志互不相合，有日無月，人名錯誤，泥古不化，簡陋，忽略」等謬誤也就成了先天性的問題。至於遺漏、顛倒、文理不通等現象更屬意料中事。
清史稿的編纂者明確站在清朝一邊，反對辛亥革命，故而對清末革命活動少寫或不寫，如興中會、同盟會的成立、民報的出版、辛亥前的起義活動，幾乎全都沒有記載，看不出清朝是怎樣被推翻的。卽使有一點記載，也語含貶抑，如寫武昌起義，「八月甲寅，革命黨謀亂於武昌，事覺，捕三十二人，誅劉汝夔等三人……丙辰，張彪以兵匪構變，棄營潛逃……嗣是行省各擁兵據地，號獨立，舉為魁者，皆稱都督」，寥寥數十字，修史者反對革命的立場十分鮮明。對革命中犧牲的烈士，目為「匪黨」。對於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這一重要史事，該書稱：「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開選舉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於上海，舉臨時大總統，立政府於南京，定號曰中華民國」，故意不寫孫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臨時大總統是誰。孫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領袖，清史稿中「孫文」的名字僅一見。光緒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黨籍，除康有為、梁啟超、孫文外，褫職者復原銜，通緝監禁編管者釋免之」（德宗本紀二）。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黨人時，特別指名康、梁、孫三人大逆不赦，這才提到孫文的名字。
相反，該書編纂者對對抗革命者則大加歌頌表揚。清史稿卷469，為恩銘、端方、松壽、趙爾豐、陸鍾琦等一批被革命者擊斃的督撫寫傳記，或稱「不屈遇害」，或稱「罵不絕口」，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篇末論曰「或慷慨捐軀，或從容就義，示天下以大節，垂絕綱常。庶幾恃以復振焉」。這些吹捧之詞，反映了修史者擁護清朝、反對革命的遺老心態。
清史稿記述李自成、張獻忠、南明、白蓮敎、太平天國等史事時一概稱「匪」、「逆」、「寇」、「賊」，立場亦極為鮮明。清史稿記載民國以後的事，不用民國紀年，而用干支紀年。如民國元年稱「壬子年」，民國二年稱「癸丑年」，民國三年稱「甲寅年」，表示不承認中華民國，不奉民國正朔。清史稿是民國政府出錢聘請撰修的，他們竟然誣蔑辛亥革命，反對民國。所以易培基在請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說：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書當然焚燬。現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屬寬仁之至，至其書則決不宜再施行海內，貽笑後人，為吾民國之玷，宜將背叛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
眾所周知，在晚清時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清朝喪權辱國。清史稿卻為清朝諱，往往輕描淡寫，語焉不詳。如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宣宗本紀中僅書（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各海口，與英國定議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對於關係重大的割讓香港、協定關稅、賠償軍費煙費等均未提及。清史稿的編纂者由於知識結構的限制，對外國情況不瞭解，故而對域外的記述錯誤也很多。如說「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敎」（邦交志一），其實俄國近波羅的海，距大西洋甚遠，信仰東正敎，而非天主敎。又晚清洋務運動中，設工廠，開礦山，建鐵路，造輪船，開始啟動中國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僅立交通志以概括當時的工礦交通建設，而對當時規模巨大的上海製造局、福州船政局、漢冶萍企業、開灤煤礦、基隆煤礦、大生紗廠、華盛紗廠等均視而不見。這些企業標誌著中國近代化的艱難起步，清史稿全無記載，實為重大的遺漏。
新疆於光緒九年建行省，台灣於光緒十一年建行省，這幾乎是眾所共知的。而清史稿·地理志卻說「穆宗（同治）中興以後，台灣、新疆改列行省」，把台灣、新疆建省的時間，提前到了同治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於咸豐末年，而清史稿·職官志稱「延及德宗（光緒），外患躡跡，譯署始立」。按「譯署」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簡稱，這裡又把它成立的時間，推遲到了光緒時。
河渠志記載全國河流的情況，卻只記了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四條。我國最長的河流長江遺漏失載，其他像珠江、黑龍江、松花江、雅魯藏布江等大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豈不笑話！
天文志只記到乾隆末年，乾隆以後一百多年無天文可查。原因是外國傳敎士任職欽天監期間，有天文記錄，而傳敎士離開後，天文失載，資料空缺，故只有半部天文志。
時憲志內編入了三卷八線表，這是中學生數學敎科書中的對數表，和清史風馬牛不相及。修史者缺乏自然科學知識，把它塞進了清史稿實屬不倫不類。
清朝統治期間，存在南明政權，包括弘光、隆武、永歷三朝，歷時十八年。又太平天國政權歷時十四年。清史稿簡單處理，南明政權只設立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三篇傳記，而太平天國僅設洪秀全一篇傳記。列傳的設置也十分凌亂，一人立二傳者共十四人（王照園、烏什哈達、馬三俊、安祿、周春、樂善、蘭鼎元、胡承諾、蘇納、惠倫、羅璧、阿什坦、謝啟昆）。又有應立傳而不立傳者，如翁方綱、朱筠（後有人增補）、呂留良、譚鍾麟均無傳。嚴復是晚清著名思想家，譯介西方文化到中國，影響甚大，也無專傳，僅在林紓之下列有附傳。清史稿的列女傳，臚列婦女二三百人，大多是丈夫早死、守節不嫁或夫死殉節，純屬宣揚綱常禮敎、三從四德的封建糟粕，更無可取之處。
清史稿一書記載之史事，有很多失實之處，至於人名、地名、年月日之訛誤，更數不勝數。如皇子表載延信「雍正元年襲貝勒，尋以功封郡王。六年因罪革爵」，誤。延信之最高封爵為貝勒，未封郡王。雍正三年革爵，非六年。公主表載宣宗（道光）第六女壽恩固倫公主，「道光十年十二月生，咸豐九年四月薨，年三十八」，誤。按其生卒年計算，虛歲僅三十歲而非三十八歲。世祖本紀一稱：順治二年六月，「（李）自成竄九宮山，自縊死」，誤。按：李自成為地主武裝所擊殺，非自縊。順治二年十月「故明唐王朱聿釗據福建」，誤。按：唐王名朱聿鍵，非聿釗。聖祖本紀康熙五年三月「以胡拜為直隸總督」，誤。按：是年直隸總督為朱昌祚，非胡拜。康熙十七年七月，「是月，吳三桂僭號於衡州」，誤。按：吳三桂僭號稱帝，在康熙十七年三月，非七月。康熙十九年三月「吳丹復重慶、達州、奉鄉，諸州縣悉定」，誤。按：四川無奉鄉縣，應為東鄉。康熙二十九年「榮親王常寧為安遠大將軍，簡親王喇布、信郡王鄂札副之」，誤，常寧應為安北大將軍，非安遠大將軍，喇布已死於康熙二十年，其弟雅布襲封簡親王，此處應為雅布，非喇布。又阮元傳稱：「集清代天文、律算諸家作疇人傳，以彰絕學」，誤。按：阮元所作疇人傳，為記載我國歷代科學家之傳記，非僅記有清一代。邦交志載「英有裡國太者，嘉應州人也，世仰食外洋」，誤。按：裡太國亦譯李泰國，曾在中國任第一任總稅務司，英國人，並非華裔，與廣東嘉應州沒有關係。像這類史實、人名、地名、時間的錯誤，比比皆是，難以縷述。汪宗衍先生詳細校勘了部分清史稿，摘出上千條錯誤，集成一書，名讀清史稿札記。他評論說「翻閱所及，凡年份、官爵、人、地、書名，誤倒衍奪之處，不勝條舉。史實抵牾，體例乖謬，亦多有之。」
清史稿記事上起努爾哈赤稱帝，下至宣統三年清朝滅亡時為止。其中一些列傳還涉及到辛亥革命以後的張勳復辟、溥儀離宮後出走天津、王國維投北京昆明湖自殺等事件。本書大部分依據清實錄宣統政紀清會典國史列傳和一些檔案資料寫成，編者對這些史料彙集起來，初步作了整理，使讀者能夠得到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清代歷史的素材。而且有些志和清末人物的列傳，並非取材於常見的史料，當另有所本。因此，本書仍有它的參考價值。
儘管清史稿存在許多缺陷，可是，在今天還沒有別的清史能替代它時，這部未定稿的正史。也就成了我們研究清史的一部很有價值的史書。
1914年3月，趙爾巽被袁世凱召為清史館館長。他上任以後，聘清朝遺老、著名學者柯劭忞、繆荃蓀等100多人，工作人員200多人，名譽職位300多人，組成篡修班子，開始編修清史。適值軍閥混戰，國力衰微，經費極為緊張，特別是1917年後，費用幾乎到毫無著落的地步。趙爾巽對清王朝心懷眷戀之情，認為事關一代國史，「失今不修，後業益難著手」，再困難也「不敢諉卸」。一方面節約開支，敦促同仁加快進度、多盡義務，一方面以其資望向各軍閥募捐，並言：「不能刊清史，獨不能刊清史稿乎！」終於1927年編成清史稿，為研究清朝歷史提供了權威史料。當年9月3日趙爾巽在北京病逝，時年83歲。翌年，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
參加清史稿編纂的人員，按當時標準，這些人「當有學術文章，能通史例為上選，而以有文采兼能潛心撰述者為次」。但這僅是對撰稿者的起碼要求，從所聘撰稿者的實際情況看，還顯示出下列幾個特點：
1.遺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數旗人因祖輩、父輩居功位顯蔭及子孫 為官者。
柯劭忞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等。
王樹楠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知縣、蘭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統庚戌（1910）罷任還京，民國時遂不復出。
吳廷燮光緒甲午（1894）順天鄉試舉人，歷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國時任國務院統計局局長。
夏孫桐光緒壬辰（1892）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國史會典，文淵閣校理。歷官知府、護寧紹台道。辛亥革命後，辭官歸里。
繆荃孫光緒丙子（1876）恩科進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庚子之變後， 張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繆積極贊襄，並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後創辦江南圖書館。
秦樹聲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雲南府知府、調護迤東（西）道，特旨以道員補用，擢迤南道、遷雲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廣東提學使，革命軍起，歎時事不可為，避居滬上，自是不談世事。
吳士鑒壬辰（1892）科進士，授職編修，充會典館漢文總校，並武英殿總纂，提督江西學政，署理湖南提學使。武昌起義後奏請開缺允准，至滬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貴州按察使承齡之孫，光緒年間，因旗人故，蔭奉天縣令後擢東迤道，山西河東道，湖北荊宜道、江蘇徐州道等職。
瑞洵大學士琦善之孫，烏魯木齊都統恭鏜之子，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薦至內閣學士，出任科布多參贊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騷擾台站」劾官，自具疏抗辯，愈拂上意，遂廢置不復用。
撰稿者在清朝為官的經歷和背景，首先使他們對前朝存一種特殊的感情，歌頌清朝、宣揚忠君是他們的共同目標，「修故國之史，卽以恩故國」。其次，他們熟悉清朝典制，瞭解政體運行過程，又多為文職官員，有的還直接任國史館編史修志之職。當事者修當朝史，成了修中國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實的可靠性。為官的背景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在世事多變，兵荒馬亂的條件下，協調關係，想盡辦法，使清史稿得以成書。
2.文人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學多聞，國學底蘊較深，有的是當世公認的專家學者，他們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
柯劭忞元史專家，集30餘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舊聞，撰成新元史257卷。1920年徐世昌出資為之刊刻，並以大總統身份頒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為廿五史。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因此特贈柯劭忞名譽文學博士。有自刻詩集蓼園集，著有文選補注等書。 王樹楠年青時隨讀蓮池書院，深得曾國藩、李鴻章賞識。殫心著述，至老不少輟，尤以小學特精，常以爾雅、廣雅、夏小政諸書訂證經文，在晚清學界獨樹一幟。其著書共53種，685卷，內容涉及訓詁、算數、地輿等方面。
王式通法學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參稽律例，充修訂法律館纂修，更定新律。後擢刑部員外郎，提調法律學堂。學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學務，奏請調查法典，總辦法律館。民國時任司法次長代理部務，因反對袁稱帝，遂謝病去官。預修四庫書目，合撰輯清儒學案清詩鈔等，自著志盦詩文集。
朱孔彰曾國藩督師皖南，延攬人才，詣安慶上書，被曾國藩所器重。後欲入曾國藩幕，委襄校江南官書局。著有說文粹，輯有十三經漢注等。
朱希祖經史學家，晚清藏書家。學治史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師從章炳麟，創製漢語注音字母。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史學系系主任、敎授。倡導語體文，主張治史當兼治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題跋、汲塚書考等11種，58卷。
劉師培主持警鐘日報，創辦天義報、衡報，曾在四川國學院講學，後任北京大學敎授。著述凡羣經小學、學述及文辭、羣書校釋、詩文集、讀書記等60餘種。
勞乃萱宣統元年任憲政編查館參議官，兼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後擢大學堂總監督，署學部副大臣。其著作多散佚，現存遺安錄、古籌算考釋等14種，43卷。
吳士鑒古文字學家，翰林院編修，會典館漢文總校，武英殿總纂，曾往日本考察學務。對鐘鼎文字頗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釋例，有著述11種152卷。
吳廷燮清末任民政部右參議，兼憲政編查館編輯，法制局參議。民國時任國務院統計局局長。對近代掌故研究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萬曆百官表等9種100餘卷。
羅敦曧民國時任總統府秘書，曾為袁克定老師。後熱衷於戲曲創作，曾為程硯秋編紅拂傳、孔雀東南飛等戲。
姚永樸經史學家，專治經於註疏，旁及子史、小學、音韻自成一家，歷主廣東起鳳書院、山東大學、安徽高等學堂、北京大學法政學校、東南大學、安徽大學講席。所著書有尚書誼略、蛻私軒易說等18種約數百餘卷。
袁嘉谷翰林院編修，先後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局長，國史館協修。通音韻之學，尤重廣韻。著有滇繹、臥雪堂詩集等7種49卷。
繆荃孫翰林院一等編修，晚清藏書大家，目錄學家。是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的主創人之一。歷主南菁、鍾山、濼源、經心等書院講席，畢生研究文史，考錄金石，校訂舊籍，撰書目答問，編纂順天府志等共25種，約315卷。
金兆豐文史學家、書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學日本。充大學堂敎務提調，先後兼充國史館協修，編書處協修，實錄館纂修，武英殿校對各職。著有校補三國疆域志、爾雅郭注補等。○16
馬其昶學部主事，經學家，師從桐城古文派吳摯甫。易、書、詩、禮，皆有成書，共17種300餘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為主，他們熟讀經史，遠崇孔孟，近效萬（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職，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雖然清史稿的纂修為他們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華的機會，但陳腐的觀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學術水平受到嚴重影響。
3.關係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趙爾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實際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寫漢傳、列傳；旗籍文人多主義，主寫滿傳、本紀。昔日雖然滿漢官宦間政治上的防範根深蒂固，學術上的門戶之見又由來已久，但兩派的學術旨趣在編纂清史時漸趨一致。總之，兩派的成員關係較為密切，諸如同出一門，父子相隨，兄弟相從，鄉鄰同呼，師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學相應，可謂人才濟濟。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壇佔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門下。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門下，娶桐城大家吳摯甫之女為妻。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皆為桐城人，三人同鄉同裡又同為吳摯甫高足，二姚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後裔，姚永概又為馬其昶妻弟。夏孫桐之母姚太夫人為姚鼐之裔，自小受敎於其下。夏孫桐與繆荃孫為同鄉，其三妹嫁與繆荃孫。朱孔彰為朱師轍之父，朱家世習桐城古文，朱方飴為朱師轍堂兄，夏孫桐「三女緯磷，適朱方殆」，故朱師轍稱夏氏為「夏閏丈」。秦樹聲為固始桐城派傳人，朱師轍為其門下弟子，且為其婿。八旗籍文人中，奭良為趙爾巽表侄，瑞洵與（駱）成昌為表兄弟。吳廷燮、金梁為趙爾巽幕府中人。王樹楠、柯劭忞、秦樹聲、瑞洵為光緒十二年同榜進士。夏孫桐、吳士鑒為光緒十八年同榜進士。秦樹聲、柯劭忞二人入仕後，詩詞唱和，直至秦終，張爾田曾師秦樹聲。
總之，清史館人中的組成結構和人員的情況雖「遠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別是第三期編纂人員中，清朝遺臣居多，前朝文人為主，且相互間關係密切，顯示其獨有的特點，為清史稿在其軍閥混戰，經費枯竭的條件下成書創造了條件，「在館之員，等於半盡義務，皆為贊成清史必成之人」。